部落冲突号在哪里租

秦朝对其进行军事打击外，在军事上的防御措施是什么

公元前２２１年，雄才大略的秦王赢政，“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纷乱局面，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朝从一支小小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发展成为泱泱的封建大国，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其能够不断革新，适时清除前进途中的障碍，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秦穆公选贤任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族的先人原是一支长于狩猎、驯兽的游牧部落，最初活动于今内蒙鄂尔多斯草原，以后沿着黄河西迁，徜徉在今甘肃西南的黄河、洮河河谷地带，即《史记》上所说的“西垂”，与戎、狄等一些少数民族部落杂居。秦族很早就与社会制度较为先进的夏、商、周等族发生了密切联系。据说，夏朝建立以前，秦族的伯益曾“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因而深得舜的器重，“赐姓嬴氏”（《史记·秦本纪》。本节以下再引此篇不另注明）。后来因为秦族积极助商灭夏，自“中衍之后，遂世有功”，“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周朝取代商朝以后，与商族荣损与共的秦族，便同商族一起沦为周族的种族奴隶。直到西周末年，秦族首领非子才因主持周王室的养马事宜有方，得到周孝王的赏识，遂使社会地位有所改善，从而被“分土为附庸”，并准许在秦地（今甘肃清水县）筑城，“号曰嬴秦”。“秦”的称谓即始于此。

周平王即位后，鉴于戎、狄势力强大，周王室将国都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迁往雒邑（今河南洛阳），因秦襄公率兵护送有功，又被封为“诸侯”，“赐之岐（今陕西岐山）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秦族虽然得到周王室的册封，正式立国，但这个新生的诸侯国能否生存下去、成长起来，前景还是吉凶未卜。因为此时的“岐以西之地”，正被众多的戎、狄部落占据着，他们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富庶的关中地区，摆出一副逐鹿中原的架势。所以，对秦国来说，或战胜戎、狄，取得“岐以西之地”；或为戎、狄所败，退守乃至失掉“西垂”，二者必居其一，别无他路。尽管自秦襄公以来，秦国历代国君都为解决这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苦战奋斗，但收效无不甚微。直到秦穆公执政才有明显改观。

秦穆公上台伊始就致力于改革，他首先挣脱了宗法的羁绊，与“任人唯亲”的旧传统决裂，打破国别、地区、族类、身份等诸多界限，为兴邦立业而选贤任能。后来，秦始皇的名相李斯追溯这段史实时说：“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史记·李斯列传》）。其中，任用由余和百里奚曾被后世传为佳话。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被委以重任，并受戎王委派“观秦”。秦穆公得知他有用兵治国之才，便主动召见并与之“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继而施展反间计，使其归秦，“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并用“由余谋伐戎王”，一举获胜。百里奚出身贫贱，曾靠讨饭度日，后被晋国作为公主的陪嫁男奴送往秦国，中途逃亡，流落楚国宛地，又被抓去饲养牛马。秦穆公闻听百里奚是一介贤才，便用五张羊皮将他从楚国赎回。于是，“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此外，秦穆公还重用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一批有军事才能的将领。由于这些将相之才的辅佐，秦国国力日强，声威大振，秦穆公因而得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另一高明之处是，与当时视民如草芥的诸侯国君不同，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时能够注意争取民心，借助民力。《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失掉一匹好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宫内官吏发觉，恐秦穆公怪罪，便将肇事者缉拿归案，准备依法严惩。秦穆公获悉，出面劝阻：“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并说，吃马肉不喝酒定会伤身。随后下令对“野人”“赐酒而赦之”。后来秦晋在韩地（今山西河津东）激战，秦军被围，秦穆公负伤并面临被俘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歧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结果化险为夷，“遂脱缪公而反得晋君”。秦穆公不仅注意争取本国民心，而且也注意争取别国民心。公元前６４７年，晋国遭灾向秦国借粮。有的大臣主张坚决不借，“因其饥而伐之”。秦穆公执意反对，他说：我与晋君势不两立，与晋民并无利害冲突，况且，灾荒饥馑乃各国之常事，焉有不借之理？！于是，他下令将大批粮食从秦国运往晋国，“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秦穆公这一决策，后来在秦晋交战中对于涣散晋民士气，瓦解晋军斗志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秦穆公选贤任能，借助民力，积极改革内政，努力发展生产，加速军队建设，秦国实力与日俱增。秦穆公凭借这雄厚的实力，采取“先东后西”的步骤，首先率军征服了活动在今山西和陕西交界的“茅津之戎”，继之又将分布在秦晋之间的“陆浑之戎”强行迁往今河南西部，从而扫清了东进的障碍，巩固了与近邻强晋争雄的前沿阵地。随后，挥师西进，打败了自西周以来长期活动在泾、洛、渭三水流域和岐、丰地区的戎、狄，统一、安定了东起山西、陕西交界西迄陕西、甘肃交界的广大地区，出现了“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面，使秦国在富庶的关中地区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秦国奴隶制的发展和巩固以及后来争霸中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秦献公父子励行改革，“民以殷盛，国以富强”

战国初期，齐、燕、赵、魏、韩、楚等诸侯大国先后跨入了封建制，而起步较晚的秦国仍处于奴隶制末期。尽管秦简公在公元前４０８年实行“初租禾”，即按照土地数量多少征收实物田税，表明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法律上获得承认，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但秦国的奴隶主旧势力依然强大，使得封建化改革迟迟不能进行。在这新旧制度交替、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落后就要被动挨打。当时，各诸侯强国都认为秦国软弱可欺，会盟时无不将其打入另册。魏国竟用武装悍然占领了秦国河西之地。因此，秦国有志中兴的国君，无比怀念秦穆公执政时勇于改革的胆识和魄力。秦献公即位以后，便仿效秦穆公对旧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宣布“止从死”（《史记·秦本纪》，本节以下再引此篇亦不另注明），即废除奴隶制时代野蛮的人殉制度。

二、建立“户籍相伍”制（《史记·秦始皇本纪》），打破“国”、“野”界限，将全国居民按五家为一基本单位登记注册，从法律上肯定“野人”（奴隶）享有与“国人”（自由民）相同的社会地位。

三、增设包括国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境）在内的四县，用这种军政合一、官吏由国君任免的行政组织，抵制和削弱奴隶主贵族封邑世袭的特权。

四、“初行为市”（《史记·秦始皇本纪》），承认商人的经商自由，为发展封建的商业经济提供合法场所。

五、为了“镇抚边境，徙治栎阳”，即将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迁往栎阳。

秦献公的上述改革虽然有限，但对秦国国力复苏和封建制的发展却有重要意义。这从秦国同东方诸侯国的交战中可见一斑。公元前３６６年，秦军在洛阴（今陕西大荔县西）大胜韩、魏联军；公元前３６４年，秦军在石门（今山西运城县西南）又胜魏军；公元前３６２年，秦军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县南）再胜魏军。这些胜利，不仅使各诸侯强国大为震惊，就连有名无实的“天下共主”周显王也前来祝贺。

秦献公在军事上的胜利，初步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遗憾的是，他那“复穆公之故地”的壮志未酬便与世长辞了。秦献公死后，秦孝公即位，他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继承父业，革新图强。于是，他下令求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闻讯，带着李悝的《法经》从魏国来到秦国，向秦孝公面陈“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后正中下怀，当即授权商鞅，实行变法。

商鞅在宣布法令之前，为了树立法的权威，取信于民，曾作了一次“徙木赏金”的试验：“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史记·商君列传》）这次“言必信，行必果”的试验，既从舆论上广泛地宣传和动员了群众，又从行动上坚定了君臣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决心。

在此基础上，商鞅于公元前３５９年进行第一次变法，围绕奖励耕战颁布了如下法令：

一、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按军功大小依次授爵。当时秦爵共有二十等级。凡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可赐爵一级，或委任五十石俸禄的官（《韩非子·定法》），斩敌首两个以上按此递增，从而架空和否定奴隶制下无功受禄的世袭制。

二、重新整顿户籍，实行连坐法。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什伍”之中，倘有一家犯法，其余各家必须告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此外，还“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按照“轻罪重刑”的原则严格进行法治。

三、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为了发展以农业为主要命脉的封建经济，对努力从事耕织、使粮食和布帛超产者，免除自身的徭役和赋税；对因经商和游惰导致贫困者，则将全家没入官府为奴。（《史记·商君列传》）

四、扶植个体小农，加固封建制经济基础。男丁成年必须析产立户，“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

公元前３５０年，商鞅又进行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是：

一、健全地方政权组织，普遍推行县制，将原有的乡、邑等统筹规划，合并为县。全国开始设三十一县，后随着土地扩展增至四十一县。每县设县令和县丞，由国君直接任免。

二、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建立封建土地所有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奖励垦荒，按土地数量多少收税。于田税之外，另收军赋，史称“初为赋”。

三、为保障封建经济发展，“平斗桶权衡丈尺”（《史记·商君列传》），即统一度量衡。首先在全国范围内规定度量衡的统一进位，然后制造同一规格的度量衡器发往各地，并经常用标准器检验和校正。

秦孝公任用商鞅，雷厉风行地在秦国变法达二十年之久，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击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壮大了新兴地主阶级，发展了封建经济，增强了军事实力，结果是“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李斯列传》）总之，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中较为全面、彻底、成功的变法，它巩固和发展了秦国的封建制，使积贫积弱的秦国，一跃而为先进富足的强国，为后来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锐意进取，“经理字内”，继往开来

秦国自公元前３６１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起，中经秦惠文王、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到公元前２３８年秦王赢政亲政止，国力蒸蒸日上，一举而成为战国“七雄之首”，使得山东六国望尘莫及。秦王赢政凭借祖先留下的遗产和历史提供的舞台，先后启用李斯、尉缭、姚贾、韩非、王翦、李信、冯劫、蒙恬等一大批文臣武将，并按照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从公元前２３０年开始了并吞六国的统一战争。

统一六国以后，嬴政并没有为胜利所陶醉，而是继承和发扬其先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将商鞅变法以来秦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加以完善和推广，为建立和巩固地域辽阔的封建大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首先，健全中央集权制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本节下引此篇不另注明）。为了确立王权的至高无上，首创“皇帝”称号，宣布“朕为始皇帝”。于皇帝之下，在中央设“三公”，即丞相掌政权，太尉掌军权，御史大夫掌监察权；设“九卿”，即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皇帝侍卫，卫尉掌宫廷守卫，太仆掌皇室车马，宗正掌宗室事务，典客掌少数民族首领来朝，少府掌山林川泽税收暨宫廷手工业，治粟内史掌钱谷理财，廷尉掌刑罚；在地方，划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六郡），各郡由郡守、郡尉、郡监察御史管理；郡下设县，由县令、县尉管理；县下设乡，由三老、啬夫、游徼（ｊｉàｏ）管理；乡下设亭，由亭长管理。中央和地方各级主要官吏任免，须经皇帝批准。这样，便形成了严密的自皇帝经“三公”、“九卿”到郡、县、乡、亭的金字塔式统治网，实践了韩非关于“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的主张，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沿用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统治格局。

其次，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坚持“上农除末”政策。为巩固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秦始皇继续推行自商鞅变法以来所坚持的重农抑商政策。公元前２１９年，他把这一政策郑重地镌刻在“琅玡台刻石”上：“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为保障“黔首”（即改变了奴隶身份的农业生产者）“是富”，公元前２１６年，他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语），让占有土地的自耕农民（自然包括地主），向国家自报所占土地数量，从法律上予以承认，借以巩固封建生产关系。

再次，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和简化文字，统一车轨轨距，加强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方便经济交往和国家财政收入，秦始皇下令废除战国时期各国铸造的刀币、布币和圆钱，一律改用秦国铸造的圆形方孔半两钱，称为“下币”；又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同时将商鞅变法时期秦国划一的度量衡推行全国。又把经过改革的小篆和隶字，定为全国通行的文字，以加速政令下达和文化发展。此外，还统一各地车轨的轨距，以便加强中央与地方联系。

复次，统一了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四川南部的“西南夷”，和分布于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百越”，又北伐匈奴收复河套以南地区，把版图扩大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遥远区域，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秦始皇在统一以后所采取的如上重大改革措施，不仅对于巩固秦朝这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帝国，对于秦朝历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什么是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可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这里仅前三个阶段作一说明。

（一）准备阶段

田野调查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难以获得理想的成果。准备阶段通常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1、选择调查点。

选择调查点的基本要求：一是选择有特色的地区，二是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三是要选择特殊关系的地区，四是选择前人调查研究过的著名社区。

选好调查点对成功地进行调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地域辽阔，乡村数以万计。总的来说，应选择具有特色或较典型的地区或乡村进行调查。所谓“有特色”，就是该地的社会或文化较为特殊，与其他民族或其他地区差异很大。例如，类似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裕固族的帐房戴头婚、福建惠东人的长住娘家习俗，都是很有特色。多民族交错杂居地方的文化涵化，也是很好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两三种差别较大的文化交接地区，像甘肃、青海地区，是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汉文化交错地区，相互影响很大。我早在80年代就发现裕固族的帐房戴头婚（与纳西族的阿注婚类似）很有特色，并初步判断这种婚俗不是本民族固有的，但自己一直没有时间去调查。2000年，我让一位硕士研究生去调查，调查结果证明了自己的假说，并写出硕士论文。

所谓“有代表性”，就是说该地在该民族中具有代表性，比较典型。例如，1983年我在调查阿尔泰乌梁海人（又称图瓦人）时，选择新疆哈巴河县白哈巴村作调查，因为该村在中俄边界上的原始森林之中，交通不便，与外界交往少，保留了较为典型的图瓦语和图瓦人的生活习俗。1993年，我们选择新疆北部地区的富蕴县作为哈萨克族的调查点，也是考虑到该县较有代表性，较为典型，一是哈萨克族人口占60％以上，以牧为主，传统文化保留较多。而且又是矿产十分丰富的地区。该县名称“富蕴”就是因为蕴藏丰富矿产资源而得名。

所谓“有特殊关系”的社区，也就是有自己的亲戚或好朋友居住的村庄，亲戚或朋友对你准确了解社区的情况大有帮助。1883年我到新疆白哈巴调查时，不仅该村较为典型，而且还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新疆阿尔泰中学教师）住在该村。我们到该村后，住到他家里，对我的调查帮助很大。

跟踪调查前人研究过的著名社区，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可以了解该地的文化变迁，也可重视审视前人调查的资料是否可靠、准确。

总的来说，如果所调查的对象很一般，没有什么特色，写出来的调查研究报告也就不会引起重视。研究汉民族也一样，不能随便选一个地方，应该选择较有特色的。

选点最初可能选的是一个县，具体的调查的乡村可能要到了县之后才能最后确定。

2、熟悉调查点情况。

调查点选定之后，必须作好充分准备，熟悉当地情况，熟悉民族成分、人口、历史、地理、特产、部落或民族支系等各方面的情况，收集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地方志资料。

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或田野调查资料，这是与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所研究的对象大不相同的地方。调查的重点，在于收集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或者从别人没有调查研究过的方面进行调查。如果调查前不了解已有的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对该民族和该地区一无所知，一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熟悉当地情况，浪费大量的时间；二则可能会把别人早就调查和发表过的材料当作新材料。只有在调查前就熟悉该民族和该地的习俗和文化，才有可能收集到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另外，如果对所调查的民族情况知之甚少，也得不到当地人的尊重和欢迎，甚至可能会瞧不起你，因而也就得不到他们的密切配合，或者对你的访问随便敷衍了事。只有对该民族和该地区有较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进行深入的调查。我在新疆哈萨克族地区调查时，调查前把哈萨克族的部落系谱背得滚瓜烂熟，到调查点后，倒背如流，使当地哈萨克族干部和群众十分惊讶，并受到热情接待，收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

3、撰写详细的调查提纲和设计调查表格。

有些人主张不用撰写调查提纲，不用表格。我认为这不是科学的方法。有调查提纲和调查表格，收集的资料较为系统、全面。否则收集的资料将是残缺不全，许多问题将会漏掉。我以往的几次调查，都是调查前撰写了较为详细的调查提纲和调查表格。

4、熟悉有关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与基础知识。

人类学研究者的调查与一般的行政干部和记者的调查不一样，需要掌握与有社会和文化关的各种理论及基础知识。例如，与社会和文化有关的理论有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象征理论、族群理论、实践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并有众多的与文化有关的各种概念。如果调查前不熟悉这些理论和知识，调查就不可能深入，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只能有关该地表层文化的调查报告，与一般的新闻记者和行政干部不会有多大差别。

（二）开始阶段

开始阶段也就是进入田野阶段，也就是进入所调查的地区之后但未正式进行田野调查阶段。这一阶段一般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1、到当地政府报到，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

到了所调查的县、乡，必须与当地各级政府联系，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现在有些调查者，不到当地政府部门报到，喜欢找熟人或认识的人，直接进入乡村。我认为，应该先走正道，正道走不通再走旁道，再找熟人。如果进入调查点后不与当地地方政府联系，一旦出了事当地政府不负责任。

到民族地区更要依靠当地政府，特别是在地域辽阔的新疆、西藏等，一个县相当于内地的半个省，交通十分不便，自然环境恶劣，许多地方不通客车，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配合，调查十分困难。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主要依靠当地民族事务委员会。因此，前辈民族学研究者都喜欢找民委帮助解决调查中遇到的困难。我在新疆的调查经验是最好找政府办、党办，两办有权有钱有车，能对下级发号施令，下级不敢不从命。而现在的县市地方民委都是老弱病残（新疆县级民委是如此），无权无车，即使给你开介绍信，地方政府也不会听民委的。我在新疆作过多次调查，主要依靠县政府办公室和乡政府。每到一地，总是先找县政府办公室，想方设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如此，办起事来会很顺利，他们会很好地安排住宿，安排车辆，并发函给调查点认真接待。

2、到达调查点所属县、乡后，进一步了解当地情况。

我在新疆调查期间，到达县镇或乡后，首先查档案、户口和有关统计资料，掌握调查点的基本情况，然后再到村或寨调查。这对于全面了解调查点大有好处，在没有正式调查之前便掌握了调查点的户数、人口、收入、民族成分等。如果具体社区调查点尚未选定，可征求当地政府的意见。

3、选好居住地。

各地、各民族风俗不同，应视具体情况和调查者本人的情况而定。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一般都是住在当地人家庭中，实行三同，即同食、同住、同劳动。西方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住在当地人家中的不多，马林诺夫斯基在调查新几内亚东北约一百英里的特里布里恩德（Trobriand）群岛时，他在这个岛上的一个村子里单独搭了一个帐篷居住。柏尔图和柏尔图夫人（Pelto and Pelto）1973年研究了51个人类学家田野调查之后，发现他们在田野作业期间，大多是租当地社区的房子或公寓居住。

选择居住地，要考虑几方面的因素：一是有利于调查，有助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住在文化水平较高、对当地社会和文化十分熟悉的家庭中是较理想的。我在新疆调查哈萨克族和蒙古族时，大部分时间住在当地人家中。二是考虑安全因素，尤其是未婚女子，更要考虑人身安全。三是考虑当地的派系关系，如果该村有两个对立的派别，而且关系较紧张，最好不要住在当地人家中，以保持中立，否则会影响调查的顺利进行。

（三）调查阶段

居住地选定之后，便开始正式调查，也就是“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阶段。由于各人的对调查目的和对调查点的了解程度不同，调查程序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不过，对初次调查的人来说，应注意如下几方面：

1、首先了解当地的一般社交礼仪和禁忌等。

每一个民族或每一个地区都有特殊的社交礼仪，如见面礼节、作客礼仪等，以及各种禁忌等。只有先了解一般礼仪和禁忌，才有可能较好开展田野调查。

2、入乡随俗，尊重当地人。

乡村与城市不一样，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均不相同。一是不要怕脏，即不要怕住的地方脏，不要怕虱子多，不要怕跳蚤多（南方跳蚤多，北方虱子多）；不要怕碗筷不干净，不要怕吃的、喝的不干净。二是拜访当地人遵从礼俗，通常一般都要带礼物。我不抽烟，不喝酒，但我去拜访人家，都带好烟、好酒和其他礼物。到哈萨克族家作客，必须给小孩礼物（如糖果等），这是最一般的礼仪。如果没有，主人会不高兴。

3、注意个人形象的设计。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登曾对普里查德说，调查者的举动应像绅士一样，是一定道理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田野作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有些人认为，到调查点之后，要穿当地人的服饰，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这种方式并不是最佳的，甚至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无论如何，在当地人眼中，田野作业者是“外人”，而不是属于自己系统的“内人”。因此，田野作业者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就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的角色。只有相当熟悉之后，当地人才会把你当作自己人。在田野调查期间，应注重个人形象的设计，我认为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形象，二是内在的形象。

外在的形象主要应注意两点：一是服饰应整洁、大方，所穿服饰应该与当地服饰有所不同，但不要穿当地人不喜欢的服饰（有些民族不喜欢穿红色或白色服饰）；二是不要留当地不喜欢的发型。如果是女性，口红不要涂太浓，香水不要洒太多。

内在的形象也要注意两点：一是言谈举止要文雅，既要有风度，又要彬彬有礼，不说粗话、脏话。二是不要做有损人格之事，不占小便宜。

4、观察要细。

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参与观察又有“深”和“浅”之分，只有观察深入，入木三分，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有可能写出较成功的调查研究报告。如果观察不深，就不可能写出有深度的调查研究报告来。

5、访谈既要深，而且要有技巧。

访谈有两种类型，一是结构型访谈，即问卷访谈。这种访谈又分两类，一是回答问题的方式，即田野作业者根据调查大纲，对每个受访人差不多问同样的问题，请受访者回答问题。二是选择式，即田野作业者把所要了解问题的若干种不同答案列在表格上，由受访人自由选择。前一种方式人类学研究者使用较多，后者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者使用较多。

另一种是无结构型访谈，即非问卷访谈，事先没有预定表格，没有调查大纲。田野作业者和受访人就某些问题自由交谈。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访谈，一是要注意深度。深度访谈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色。田野调查之初，受访人往往有警惕，许多事情不愿意谈，尤其是涉及到私生活问题。只有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才有可能进行深度访谈。例如，我的一位研究生在2000年调查北京的朝鲜族个体家族企业时，最初老板娘不愿意详谈他们家族企业的情况。后来，我让她到老板开的店里帮忙干活，并给老板娘的儿子补习英语。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板对她十分热情，不但把他们家族企业来京之后的发展情况全部告诉她，而且还把她和丈夫的隐私全部告诉他，甚至连他丈夫在外包二奶、生私生子、赌博及其有关的各种纠纷等全部讲出来。

二是要讲究技巧。从我个人在新疆调查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访谈技巧应注意三方面：一是启发式的访谈。一些受访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知道很多，但他却很难用自己的语言有层次、有系统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调查者必须一步一步地启发受访人，或者以其他民族的类似情况予以启发。我在新疆调查阿尔泰乌梁海人时，就经常以哈萨克族的事例来启发受访人。二是拐弯式访谈，有些问题不方便直接问，例如，与现代观念不相合的婚姻习俗等，可采用拐弯式的访谈。例如，我在了解哈萨克族和阿尔泰乌梁海人的转房习俗（又称“收继婚”）时，我就先说汉族古代有转房习俗，我们老家过去也有，你们过去有没有这种习俗。其他比较隐诲的问题也大采用这种方式，这样问不会引起受访人的反感。三是要多问“为什么？”受访人能够讲述一种文化现象的过程，能够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但大多数人不清楚该文化现象形成和存在的原因，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要理解当地文化，就必须多问“为什么”通过各种方式寻求答案。

6、要倾听当地人关于当地政治和现实问题的意见

在当地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看来，从北京来的调查研究人员，是中央派来的，他们以为我们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在新疆调查期间，有些少数民族在我们面前倾诉苦水，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有的则以为我们能解决刑事案件，伤人、打架等事件也找们来帮忙解决。对于这些，千万不要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现，要给予同情和安慰，并请他们找政府或法院解决问题。

7、关于资料收集一些问题

资料收集是的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我认为，收集资料应注意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收集资料必须遵循三条原则：

其一，着重收集新材料，收集过去没有人了解过的新材料或没有人了解过的新内容。例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性格、族群观念、文化象征、社会交换和互动等方面的内容，在五六十年代的调查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资料很少，今后应多收集这些方面的资料。

其二，了解该地区与同一民族其它地区的文化差异。如果同一民族其它地区已发表相关的某种文化现象资料，则着重了解该地区的那种文化现象与其它人调查的其它地区的文化现象是否相同，如果有差异，表现在哪一方面。

其三，注意资料的准确性，反复核实收集的材料。被调查者提供的材料，有些可能不可靠，必须找多人核实，如果大多数人说的相同，则证明是可靠的，如果某人所提供的材料与大多数人所说的不一样，则应慎重对待，一般情况下应取大多数人所说的为准。或两说同时收集，以作参考。我在新疆调查时，一些较大的问题往往要问10多人才放心。

（2）注意收集计划外的有价值的资料。

在调查时，往往会得到许多意外的收获。例如，我1983年在新疆北部调查时，在一次旅途中，坐在身旁的一位哈萨克族乘客提供了一些文物信息。下车后我便请他帮忙，找到了文物，收获不小，首次发现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用察合台文、满文和汉文写成的五件重要文书，并找到阿尔泰乌梁海人的三颗旗札萨克银印（每颗重9斤多，印文为汉文和蒙文）和一棵散秩大臣木印等珍贵文物。其中，根据五件文书，结合大量史料和调查资料，撰写了《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1986年在云南瑞丽县调查时，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拍摄到了云南傣族专家认为是傣族中最为典型的文身照片。

8、边调查边整理资料

每天做田野笔记，是大多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习惯。我认为，不仅要做田野笔记，而且要边调查边整理。这样可以发现哪些方面调查不足，可以随时补充。我在新疆调查时，通常是白天访谈录音，晚上整理录音带。

9、调查的时间

调查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主要根据调查者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而定。外国人调查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调查中国人不一样。城市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与乡村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不一样。有些人对当地情况很熟悉，时间不用很长；有些是少数民族调查本民族情况，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我是客家农村长大的，对客家文化很熟悉，调查客家就不需要很长时间。我在新疆工作过5年，而且在民族地区作过多次调查，对哈萨克等民族的情况很熟悉，再去调查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调查时间的长短，主要看所收集资料和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了解的程度而定。

中国近几十年来有没有收回过有争议的领土?

关于划界，很多人都以为中国吃了亏，其实，自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历次划界基本都是中国放弃一部分争议地区（由别国实际控制）换取另一部分实际控制线以外的争议地区（由别国实际控制）。弃虚名，图实利。务实的中国无疑是占了便宜的。比如中缅、中哈、中塔及中俄的划界。

中缅划界情况：

1886年，中英关于缅甸条约中规定英国管理缅甸。 1884年，中英签定《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二十条附件》。1897年，中英签定《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专条一条》，将尖高山以南中国云南与英属缅甸的边界作了有利于英国的修改。

1941年，正当中国因抗战急需打通经由缅甸的国际通道时，英国提出重划部分地段边界。国民政府与英国签定了《中英滇缅南段界务换文》，一般称为1941年线，此线将原来划定的部分段线作了有利于英国的修改。

1954年，缅甸政府向中国提出要讨论解决中国与缅甸的边界问题.

（一）谈判前情况：

1、1955年，中缅两国边防部队在黄果园发生冲突。黄果园在1941年线以西，属于缅甸地方，我解放军因追击国民党残余部队进驻到那里，越过了1941年线。

2、中国政府经过多方商讨与研究，认为1941年中英划定的中缅边界条约不能不承认，但该条约将我佤族居住地的班洪、班老部落辖区一块划出，我佤族群众强烈要求收回。

3、北段未定界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一向属于中国，后被英国强占，1941年英国曾照会中国政府承认上述三地是中国属地，但企图出钱收买，被中国拒绝。

4、南段勐卯三角地向属中国，在英国吞并缅甸后，要修建缅北至八莫的公路，强行向中国政府“永租”该地，直到现在。

（二）中缅边界的解决办法：

除尖高山以北未划界按传统习惯线和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外，其它有争议地区作如下互谅互让的解决：中国收回片马、岗房、古浪和1941年划出的班洪、班老部落的辖地；将勐卯三角地取消永租划给缅甸。勐卯三角地是缅北交通枢纽，我若收回将使缅北交通产生难以克服的困难，故留给缅甸以换回1941年划出的班洪、班老的辖地。

这个解决方案，不但公平合理，而且根据边界实际情况和照顾到各自的利益，缅甸方面表示同意。1960年，中缅双方根据上述精神签定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协定。

在具体勘界、划界工作中，按缅方建议，确定片马、古浪、岗房地区153平方公里归还中方。班洪、班老被1941年划出的辖区，按中方建议为189平方公里归还中方。勐卯三角地区确定为220平方公里，我方不予收回交给缅方。在1941年线上的骑线寨（就是界线通过一个村寨），为保持村寨的完整，分别划给中方缅方。

1960年10月，中缅两国政府正式签定了边界条约。

1961年，中缅两国政府签定了边界议定书。从而顺利完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这是一个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条约。

中哈划界情况：

苏联解体后，乌宗图什河源成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争议地区，一九九六年七月四日中方和吉方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中吉国界的协定》时，乌宗图什河源被作为中吉国界第7界点至第8界点未定界地区继续谈判。经过三年协商，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吉两国在比什凯克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中吉国界的补充协定》，在该协定中双方对乌宗图什河源争议区进行了划分，根据协定，在全部2844平方公里争议地区中，东南部860 平方公里划归中方，占全部争议区30％。其余1984平方公里归吉方，占全部争议区70％。目前中吉双方已完成全部边界的勘界立碑工作，中国新版地图也对新边界进行了标示

中塔划界情况：

中塔两国分别于1999年和2002年签署了《中塔国界协定》和《中塔国界补充协定》。根据上述协定规定，双方成立了联合勘界委员会，并于2006年至2008年开展了实地勘界立碑工作。中塔双方在平等、友好、互助的基础上，共同竖立界桩101棵，新划归中国领土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待2009年中塔双方首席代表确认后正式生效。

2008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代表在卡拉苏—阔勒买口岸共同为第83号、第84号界碑揭幕，标志着中塔勘界野外工作结束。

中俄划界情况：

2008年10月14日，中国和俄罗斯将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中俄界碑揭牌仪式”，标志着中俄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全部确定。

黑瞎子岛位于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又称抚远三角洲，由银龙岛、黑瞎子岛、明月岛等3个岛系组成，面积约327平方公里。根据2004年签署的《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塔拉巴罗夫岛(银龙岛)归中国所有；大乌苏里斯基岛(黑瞎子岛)一分为二，靠近哈巴的一部分归俄罗斯所有，靠近中国一侧的一半岛屿则归中国所有。

察隅简介

内容摘要］门巴族和珞巴族是世代生活于西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近代以来，门巴族和珞巴族人民与殖民主义扩张势力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保卫祖国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门巴族和珞巴族人民的反抗侵略的斗争史，无疑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门巴族；珞巴族；近代；反侵略斗争

［中国图书分类号］K25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4）-04-009-04

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辽阔的疆土和灿烂的中华文化是56个兄弟民族共同开拓、缔造和创建的。在祖国漫长的开疆拓上的建设史和近现代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斗争史上，中华各民族不分大小和强弱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门巴族和珞巴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两个少数民族，其族称从藏文记载的历史看已有1000多年。门巴族居住的地域称为“门隅”，珞巴族居住的地域称为“珞瑜”。门隅和珞瑜毗邻，门隅在西，珞瑜在东，都位于我国西藏东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门隅和珞瑜北依藏区，西接不丹，东临察隅，南抵布拉马普特拉河北缘和印度阿萨姆平原，面积近9万平方公里。从遥远的古代起，门巴族和珞巴族就繁衍生息于此。

门巴族、珞巴族和藏族都是世代生活于西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远自遥远的古代，他们就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大量的神话传说、考古材料和文献史料都记载了他们交往联系的悠久历史，揭示出他们之间唇齿相依、血脉相连的密切联系。门隅、珞瑜自古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自吐蕃王朝将门隅和珞瑜纳入其管辖范围以来，藏、门、珞各族人民便管理、开发和守卫着这块土地。之后，西藏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和完善对门、珞地区的治理。特别是进入17世纪以后，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西藏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强对门、珞地区的政治、文化控制。西藏地方政府在门、珞地区设置各级行政机构，推行各种差税制度，强化封建农奴制统治，对门隅、珞瑜以及下察隅行使有效的管辖权。

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全球扩张，殖民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中国。

18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主义者以东印度公司为大本营，打着传教和通商的幌子，从两条战线对我国进行侵略：一条从东南沿海入手，以觊觎我国长江流域的广大市场；一条从西南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进发，企图打开西藏市场，进而从西路进窥四川、青海等地。西藏东南部的门隅、珞瑜和察隅是从印度进入藏区直抵四川和青海的便捷路径，自然成为殖民主义势力侵略的目标。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以武力打开东南沿海大门，开始了对我国的野蛮侵略。在西南地区，英国殖民主义者首先对喜马拉雅山脉诸山国进行渗透和侵略，先后侵略和控制了尼泊尔、锡金和不丹。这样，西藏完全暴露在侵略者的面前，侵略者为日后武装入侵西藏扫清了外围屏障。英国侵略者于1888年和1904年对西藏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给西藏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门隅紧临不丹东部；门隅、珞瑜和察隅以南则是阿萨姆平原地区，原由缅甸的一个土王统治。1826年，英国吞并了阿萨姆。此后，英国殖民主义者便开始了对我国门隅、珞瑜和察隅地区的蚕食和入侵。从此，门巴族和珞巴族人民开始了长达100多年的反抗外敌渗透和入侵的斗争。

二

19世纪初叶，英国殖民主义者以探险、传教等名义，不断派遣特务到珞瑜地区收集情报，为武装入侵做准备。珞巴族人民坚决抵制，严禁殖民主义者进入他们的住地，将偷偷潜入的特务驱逐出境。这些没有得逞的侵略者竟诬蔑珞巴族人民为“阿波尔”（意为野蛮的、未开化的人）。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珞巴族人民长达10多年的反抗英国殖民者“阿波尔征讨”的斗争，是珞巴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光辉篇章。

珞瑜地区在雅鲁藏布江以西至西巴霞曲以东的广大地域，居住着珞巴族的巴达姆、民荣等许多部落。历史上，珞巴族的许多部落自古就在雅鲁藏布江、丹龙曲和布拉马普特拉河交汇处淘金和捕鱼。英国殖民者吞并阿萨姆后，曾多次派人进入珞巴族居住的地区，以寻找通往藏区的商道，但遭到珞巴族各部落的抵制和拒绝。其后，英国人通过挑拨珞巴族部落之间的矛盾，从珞巴族米里人的淘金者手中获取利益。1848年，珞巴族杜巴人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抓走了英国雇佣的部分淘金者，英国驻阿萨姆政治专员维特茨上尉带领士兵闯入杜巴山区，强逼放人。入侵者的专横和侵略行径激怒了珞巴族人民，他们夜晚袭击了入侵者，而英国侵略者则进行了疯狂报复，焚烧了杜巴人的村庄。从此，珞巴族武装反抗侵略者的斗争愈演愈烈。1858年3月，英国殖民者派出100多人的军队武装进犯，珞巴族各部落利用喜马拉雅山区高山峡谷的有利地形进行顽强抵抗，击毙了侵略军的1名军官和10名士兵，使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战斗”，最后只得撤回。珞巴族人民反侵略斗争所取得的胜利鼓舞和激励了人们的斗志。1859年1月，英殖民当局调遣集结了由海军、炮兵和轻步兵3个兵种共370多人组成的“征讨军”，携带榴弹炮等先进武器，再次大规模武装进犯珞巴族山区。英勇的珞巴族人民用弓箭、长刀同侵略者浴血奋战。1月26日，敌军夜袭民荣部落的帕西村，村民用大圆木修筑了11道栅拦阻击敌人的进攻。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帕西村村民顽强地坚守了一天一夜，使敌人付出惨重代价后才占领了该村。附近的京空村也经过惨烈的战斗后才陷落。①

1893年11月，珞巴族巴达姆部落伏击了入侵的英国巡逻队。为了报复，英国殖民当局派出了500多人的军队前去镇压。巴达姆部落人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毫不畏惧，他们用传统的通讯方式——刻木传檄：在木片上刻划外敌将入侵的标志，在木片的两端绑上红羊毛和白羊毛，红色表示坚决抵抗，白色表示绝不投降，传令各氏族和晓谕邻近部落，做好迎敌准备，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

1894年1月，英军开始进攻巴达姆部落波米尔村。英勇机智的珞巴族人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术，主动撤离了筑有坚固工事、竹签遍布的波米尔村，使敌人产生珞巴族不堪一击和害怕的错觉，并迫使英军派兵把守以分散兵力。当敌军主力继续深入进抵达布木克村时，遭到了珞巴族群众的猛烈抵抗。人们早已筑起了一道1600多米长的坚固圆木围拦，其坚固程度连山炮也难摧毁。在通往村庄的山道小径等必经之路上，人们到处设置竹签陷阱、地弩毒箭，令侵略者心惊胆颤。珞巴族群众用弓箭、长刀等落后武器，同装备精良的侵略者浴血奋战。经过极为惨烈的拼杀争夺，英军以死伤30人的代价才攻入达布木克村。西鲁克和西普两村亦使英军伤亡8人才陷入敌手。

3个村寨相继失守后，为了麻痹敌人，巴达姆部落巴杜等村的村民假装屈服归顺，派人为英军充当民工。当大批英军继续进发，将大量军需物品留放在波达克又仅留驻数十人的军队守护时，巴杜村的珞巴族群众见报仇雪恨的机会已到，派出一批英勇善战的部落战士，身藏大刀，装扮成搬运给养的民工进入营地，趁敌不备突然抽出大刀，喊杀声骤起，将留守营地的35名英军全部消灭。继续前进的英军亦受到珞巴族其他氏族的顽强抵抗。人们砍断藤桥，堵塞道路，设置陷阱，用毒箭射杀敌人，使侵略者伤亡惨重，不得不撤退。当他们撤回波达克营地时，才发现营地早被摧毁，尸横遍野，只得仓皇败逃。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以死伤近百人的惨重代价结束了这次“征剿”。②

珞巴族巴达姆等部落的这次武装抗击入侵者的斗争，给了英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为了迫使珞巴族人民屈服，英国殖民者改武装进犯为经济封锁，他们封锁了雅鲁藏布江左岸的广大边界线，企图切断巴达姆部落同其他部落的经济联系。侵略者又一次打错了如意算盘。珞巴族各部落人民唇齿相依，同藏族人民更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英军长期封锁，但从藏区和其他部落来的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达与英军对峙的边境部落和村寨，给珞巴族人民的抗击入侵的斗争以有力的支援。

三

在珞巴族人民顽强抵抗外敌入侵的同时，门巴族人民也开展着如火如茶的抗击英国殖民者渗透和侵略的斗争。

1844年，英印总督派驻印东北边境代办詹金斯少校压服6名门巴族头人，强行租借门隅的吉惹巴惹地方，迫使门巴族放弃对概里巴拉山口以南的管辖，每年仅向门隅地方当局付当地税收的三分之一，即5000卢比租金。③

英帝国主义强行租借门隅部分地区，引起门巴族群众的强烈不满，埋下了反抗斗争的火种。19世纪40～5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又采用挑拨和拉拢等手段，唆使协饶札巴等人背叛祖国，逃往印度，还窝藏了协饶札巴等叛逃者。清朝中央政府命令驻藏大臣穆腾额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兵讨伐，这便是近代门巴族抗英斗争中影响很大的“协饶札巴事件”。

协饶札巴，原是达旺寺上层喇嘛，由达旺寺札仓委派任达隆宗宗本。因与拉涅东顿阿旺益西有矛盾，致使群众被分成两派，造成该地的混乱。西藏地方政府派人调解，协饶札巴不听，竟逃往门隅东部擅自执掌该地政教大权，又与英国人暗中勾结，妄图在色拉山以南的达隆宗、德让宗等地制造分裂。藏政府派噶伦夏札•旺曲杰布以及错那宗本阿王•阿旺朗杰和戴夺结顿珠等率兵讨伐。协饶札巴事先得到第穆呼图克图“暗地通信，并付给护身衣物”④掠取1852年间从英印当局取回的5000卢比租金，逃往印度投靠英国人。咸丰皇帝下谕：“仍著查拿在逃之协饶札巴务获，照例治罪。”⑤

根据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驻藏大臣派遣一名粮员，与达赖派出的台吉夏札•旺曲杰波和戴白玛占堆率兵到边界，通知英印官员，要求引渡协饶札巴。与此同时视察了边界，认定中印边界在概里巴拉山口以南吉惹巴惹南端的乌达古里一带。为纪念此次行动，将该地命名为“安办达赖”。⑥此外，又派遣干练的官吏和士兵留驻达隆宗和达旺，以防不测。门巴族群众在这一斗争中毫不犹豫地表达出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服从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决心。⑦

协饶札巴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拒不归顺。钦差代表及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与英方几经谈判，英方借口“彼国规矩”，“凡身犯死罪逃来者，例不交出。现已将该犯徙于远处监禁，决不在唐古特边界生事”。⑧又允诺每年照付5000卢比租金。该项租金，每年除上缴西藏地方政府522卢比外，其余由拉涅、达旺寺及地方头人留用。

清朝中央政府事后对查办西藏边界事务有功的官员分别给予奖励：“赏四品顶带前藏戴夺结顿珠、五品顶带错那营官期美夺结花翎，知县陈禾生等兰翎，余升叙有差”。⑨对参与叛乱者严惩不贷。撤除给协饶札巴通风报信的第穆呼图克图的“呼图克图”及“扎萨克”名号、官衔。⑩对与协饶札巴一案有关，而逃往布鲁克巴（不丹）的霍尔冲，彼方表示“情愿代捕交出。”［11］

门巴族人民对分裂和叛逃的卖国贼极为愤恨。当外逃的7名协饶札巴的同伙返回时被愤怒的门巴族群众杀死。1864年，一批门巴族群众奉达旺总管之命，秘密潜入协饶札巴住所，处决了分裂主义者、卖国贼协饶札巴。

“协饶札巴事件”以后，为抗击英帝的侵略阴谋，杜绝“协饶札巴事件”再次发生，门隅地区的僧俗头人和门巴族群众，曾于1853年向西藏错那宗政府递交保证书，保证不使边境主权落入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保证书写道：

……吉惹巴惹之土地、百姓从前由外国占据后，每年按规定收缴土地租金五千卢比，今后前去取款之人，绝不得有对利害不加思考，只图取款到手，而订立或答应具有非法内容之文件，照时方之意欲摆布等致使边界主权旁落，以及招致纷扰，而使汉藏长官增添麻烦之类事情发生，而应自重其事。［12］

这一保证书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疯狂推行的侵略政策。1865年，吉惹巴惹地方的门巴族群众不顾英国侵略者的直接威胁，向西藏地方政府保证：“现在固然是洋人时代，但我们绝不会抛弃祖宗借代的诺言，不论是对内对外的事务，决不负自己主仆的关系。任何情况下均将效忠，我老幼上下人等，全都一致，绝无一点泄气。”［13］

1872～1873年之交，英国企图通过划定所谓达旺与英境的边界协议，达到侵略中国门隅合法化的目的。1872年冬，英占达让区副专员郭惹亨少校，趁英方与不丹划界之机，也向当地门巴族头人提出划清达旺与英方的边界，当即遭到门巴族头人的坚决拒绝，表现出门巴族人民决不妥协的坚定的爱国精神。

面对英国殖民主义势力不断以探险、游历、考察等名义的渗透和侵略活动，西藏地方政府给门隅僧俗官员和民众下达了不允许外国人进入的指令。藏历水马年（1882年），德让、达隆等宗宗本向西藏地方政府呈上了保证书，表示尊奉指令，严格执行。保证书内容如下：

水马年（1882年），

谨呈政教法王陛下，

下列署名人等，甘具保证书事：

按奉发来命令内称，由于各种外人不断无故进入我神圣领土，这时生活的影响是很不好的……时政教有所损害。如同以往各项令文，今后在你处地区，必须严格控制，不许一个外国人在任何时候，到我土地上经商、探险、游历，（此等事件）必须及时呈报，等因。奉此，我沿边各宗本及头人属下，均对此令彻底了解宣布，严格执行。今后不放各外国人进入我领土，并及时呈报。业已承担签认，永不违反。如有违反上述命令者，甘愿接受法王按政教法规所施之任何惩罚。此具永远信守，依次签名盖章如下：

德让宗本达扎各道及莱诺二人之印、

达隆宗本格罗桑及泽仁多杰二人之印、

达巴头人多杰滚布之印、

桑隆头人贡扎之印、

崩林头人绛村多杰之印、

莫道公众代表头人桑喀卓之印。［14］

1913～1914年，英国政府代表享利•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上以讹诈和欺骗手段诱使夏扎•边觉多吉与其进行秘密交易，将门隅、珞瑜和下察隅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英印版图，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一出笼就遭到中国政府和西藏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他们始终不承认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因此，“麦克马洪线”始终未成为事实的边界线。

英殖民主义者侵略的野心仍然不死。他们先是假借考察、探险等名义加紧渗透，或是通过挑拨藏、门之间的民族关系扩大势力范围，但均被门、藏等各族人民所识破。1938年，英国派莱特富特上尉率领一支远征队于4月到达达旺侦察，立即遭到门巴族人民的坚决抵制，迫使英国远征队撤退。“当错那宗的西藏宗本和达旺寺的堪布把消息传到拉萨时，西藏人向驻拉萨的印度政府官员诺布顿珠提出了强烈抗议。诺布顿珠在九次拜会噶厦、三次拜会摄政之后报告：西藏人不愿承认‘红线’（即“麦克马洪线”—引者）的合法性和有效性。”［15］1944年初，急不可耐的英国侵略者竟公然武装侵入门隅德让宗。英国的侵略行径，当即遭到错那宗政府、“达旺住哲”和门巴族广大群众的激烈反对。英国派往门隅强占“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的部落问题顾问米尔斯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时这个地区的要求，遭到西藏凡俗的边疆官员和寺院的赋税征收者的极力反对。”［16］

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而独立。印度政府继承了英国政府对中国西藏的侵略政策，企图把英国政府未实现的侵略计划加以实现。侵略者的野心不死，门巴族人民反侵略的斗争则不止。1947年，在门隅接管英国侵略势力控制门隅色拉山以南的印军，下令不准色拉山以北的门巴族群众向西藏地方政府支差纳税，立刻遭到该地区群众的强烈反对。1951年2月7日，印军60人、背夫700人，在卡辛少校率领下，进驻门隅中心达旺。达旺僧俗群众自动集会，要求印军退出达旺，要求错那宗本收回门隅失地。错那宗政府当即向西藏地方政府报告了印军的侵占情况。西藏地方政府指示错那宗本：“印度政府官兵节节进逼，越境至我领土，这种伺机而发的武力强权行动，本来是非予以还击不可的……无论如何，此间将立即通过驻拉萨的印度政府代表向印度政府提出：在无可置疑地是西藏土地的门隅所属边境不得新生事端，进行霸占。”指示中并要错那宗继续在门隅地区“秉公持正、合理地征收差税，行使法律权力。”［17］

根据西藏地方政府的指示，错那宗政府和达旺寺管家坚持向门巴族百姓征收赋税，直至1953年才被迫中断。

近代以来，门巴族和珞巴族人民面对殖民主义扩张势力和外国侵略者时表现出了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他们不为侵略者的威胁、利诱和挑拨所动，发出了“我们绝不会抛弃祖宗世代的诺言……任何情况下均将效忠”的誓言。他们更不惧敌人的武装进犯，与侵略者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浴血抗争。门巴族和珞巴族虽然是居于边陲的两个弱小民族，但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大贡献。［责任编辑　保罗］

注释：

①参见《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页。

②参见《烙巴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77页。

③参见《门巴族简史》，第36页；又见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④《清代藏事辑要》（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1页。

⑤清文宗实录卷75，咸丰二年十一月甲寅条，参见《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清实录藏族史料》（八），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3页。

⑥“安办达赖”也称作“昂巴达拉”、“阿马达拉”等。“安办”满语大臣之意；“达赖”蒙语大海之意。指驻藏大臣及达赖的代表曾到该地视察边界，留名以示重要，参见西藏自治区测绘局、西藏军区编《西藏地名资料简编》，1979年版，第289页。

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第99页。

⑧《清代藏事辑要》（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6页。

⑨清文宗实录卷89、100，咸丰三年三月癸酉条及七月丁已条，参见《清实录藏族史料》（八），第4190页。

⑩清文宗实录卷115，咸丰三年十二月癸未条，参见《清实录藏族史料》（九），第4216页。

［11］《清代藏事辑要》（一），第456页。

［12］这一保证书保存在错那宗本移交的文件中，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第46页。

［13］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第46～47页。

［14］林田：《门域历史沿革及印度侵占经过》（内部资料）之“附件十”——（水马年德让、达隆等宗本所呈的保证书》。

［15］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

［16］转引自《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

［1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第103～104页。

［作者简介］陈立明，博士、教授，现任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主任，主要从事门巴族、珞巴族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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